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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中国籍站街女的生存困境
时间:2015-2-17  作者:admin(管理员)  点击率:940

网易教育讯 近日,纽约时报中文网一篇报道文章,介绍了法国巴黎的一个特殊群体,她们是非法逗留在法国巴黎的中国籍妇女,迫于多重的现实困境,她们成为当地唐人街的性工作者,地位卑微,不受尊重,前途未卜... ...

一、法国消除卖淫提案威胁站街妇女的生存

东北妇女移民巴黎做站街女 面临生存困境

“我在这裡,”阿英指着贴在牆上的一张照片。在一群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群中,阿英站在一张写着抗议标语的招牌后面。那是去年三月,在法国政府提出惩罚嫖客的法案后,总部在巴黎的世界医生组织(Doctors of the World)旗下的荷花车,在国民议会大厦前发起的抗议游行。这条法国政府意在消除卖淫行为而打击嫖客的提案,引发全法性工作者抗议。法国对卖淫的态度,始终处于模稜两可的暧昧界线。一方面,法律并未将卖淫行为列入违法犯罪行列。另一方面,在街头拉客,和有组织的卖淫,却又都被法律禁止。

阿英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本文仅用其名),和其他100多位一辈子从未走上过街头抗议的中国性工作者,在“我们要自由要生活要权利”的标语前,用她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抗议。她们知道,法国政府惩罚嫖客的计划,归根到底是剑指她们赖以生存的行业。

阿英和她的同行姐妹们通常站在巴黎十三区华人超市前的梧桐树下,等候客人。在法国媒体眼裡,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。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,没有招摇的露骨打扮,给人的第一感觉,无非就是买菜后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唠咳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。

二、站街妇女平均年龄42岁 大多缺乏卫生安全意识

现在,这个低调的群体在令人吃惊地壮大。“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位,”荷花车的负责人天木·朗(Tim Leicester)说。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,荷花车在2002年成立初期,所统计到的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位。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,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,世界医生组织决定创建荷花车,招募能说中文的志愿者,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,而后者也因此被称为“荷花人”。

荷花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。她们中的80%独自生活,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。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2岁,90%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。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,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。46%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。她们中的70%已经遇到过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没有安全套的情况。但将近一半的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,在没有保护情况下的性交后,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。

“我遇到过一位46岁的妇女,她连怎麽用避孕套都不知道,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意识”,已经在荷花车做了两年义工的台湾女孩崔云飞很担忧地说,“有的客人提出不用安全套的话就多给7-8欧元,有的妇女也会答应,因为她们需要钱。”

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,荷花人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,仅仅从20欧元起步,这相当于在巴黎喝一杯鸡尾酒的价格。“大方一些的客人会给50欧元,” 阿英说。

三、站街妇女多自东北抵巴黎 受华人社会抛弃

不会法语,没有合法居留权,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,急需赚取生活费和偿还透过中介或者旅行社来法国的高额费用,使得这些荷花人成为最脆弱且和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。

在法国,华人社会的两大分支,分别是已经进入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温州人,和新移民东北人。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,东北地区在工业转型后出现大量国有企业倒闭,失业率一度高达30%,而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。大多数东北移民以旅游者身份,或者是过境方式抵达巴黎。他们大多来自城镇,接受过教育,其中70%是女性。

荷花车所统计的1300多人的群体,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北。失去工作,导致经济上的困难,与丈夫矛盾的升级,尤其是担心无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,这些因素导致她们飘洋过海铤而走险。

城东的美丽城,是巴黎市区最複杂的移民聚集区之一,除了华人移民外,这里也是传统的阿拉伯移民聚集区。来自东北的性工作者沿着美丽城地铁口一带的大道分布开,因数量庞大已经成为非常醒目的群体。而从中国南方来的“阿英们”,则将巴黎东南部十三区的唐人街一带视为她们的领域,而她们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,年龄较大的法国人,以及极少的亚洲人。“中国人不会找我们的,他们嫌弃我们太老,”阿英说。

四、“这辈子就没好好活过” 为余生下赌注

四年前,已经50岁的阿英怀揣1000欧元现金,从江西途经香港后飞抵巴黎。此前,她从朋友那里听到关于法国的描述:“那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,有很多法国人不愿意做的职位在等着”。这句只说对了一半的传闻,让阿英狠了狠心,她下了这辈子最大胆最疯狂的一个赌注。“反正我也是一个人,这辈子就没好好活过。”

50岁以前的半辈子生活,一下子被这位自称为“没文化,去工地每月到头就拿到几百元”的女人全部否定。1990年,阿英结束了11年的婚姻。“我们是没有感情的婚姻”,阿英现在说起来依然认为那是她的不幸。离婚后,她带着孩子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地工作。2000年阿英下岗,此后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补贴。

“生活很难。听朋友说来法国做阿姨到餐厅打工都可以赚到钱。”就这样,从亲朋那里借来凑满旅行社张口就要的12万元人民币后,阿英用这笔她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大数目,换得一纸命运未卜的旅游签证。

“我是想,再怎麽也不会比以前过得坏吧 ! ” 但是,接下来的遭遇远非阿英在国内所能想象出来的。

在巴黎的第一周,阿英找到了一个每天只要花费5欧元的搭铺床位,这或是巴黎最廉价的床铺了。这种非法的地下旅舍,通常是一位华人房客或者房主将房间分割成若干小空间,再密集地摆上双层铺出租给需要的华人。在一间50平米客房内,大体上要挤进去20多人。他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,连上厕所,做饭都要排队。因男女混居,性侵犯也是一大问题。这类地下黑旅舍,面对的是华人圈中最底层的失业者——无固定居所、无身份证的群体。

完全不会外语的阿英,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抵达唐人街区后,每天唯一能做的,就是到那些亚洲超市前贴满的小纸片广告堆中去淘自己的运气。十天之后,阿英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她找到了到法国后的第一份工作。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温州老板家里做保姆,除了可以免费吃住,僱主还承诺她将得到900欧元的月薪,这要比她在中国工地上干苦力得到的报酬高出十多倍。前提是,一天的工作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深夜就寝,没有间断,没有周末休息日,没有保险,没有任何保障。

法国以法律保障的形式,将一周35个小时工作制的最低工资标准,固定在1337欧元(税前,2010年标准)。而阿英则用以上代价抓住了这份在法律之外的“幸运”黑工。

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,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为2岁,6岁和12岁的孩子。一个月后,她拿到800欧元月薪。“他们说我没有经验,又说我不会做菜,就扣了我100欧元。”做了六个月保姆之后,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,阿英还是辞去这份令她无法忍受的工作。

“真的很难。我照顾三个小孩,最大的那个孩子,看到我就象看到瘟神一样,还动不动就骂我。我当时就是想不通,法国的儿童教育怎么这么差,怎么教的,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。”阿英低声地重复,“真的很难。”

五、不懂法语 一切都离想像的生活太远

折回巴黎半个月后,阿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,还是在一个温州家庭做保姆。这个时候,阿英已经很清楚,不懂法语,没有合法居留,她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华人家庭打黑工做保姆。

这一次,阿英去了离巴黎很远的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郊区。在南部的11个月时间中,阿英的生活被孤独牢牢地控制着,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变得不太正常。“没有人说话,又不敢出去。主人他们是开餐厅的,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回来。我经常就是对着两岁的孩子说话,自顾自地说话。”

不久,阿英决定不再做保姆,她说当时的感受是:“自由,就是自由了,一下子觉得自由了。”

六、因非法居留法国 站街妇女遭客殴打不敢报警

和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,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后,在债务,房租,伙食,精神的各种压力中,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。

阿英说起了法国媒体一笔带过的四月惨案。那是在巴黎十区,一位55岁的中国性工作者在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后死亡。警察破门而入时,死者赤身裸体满身是血,屋内还有一位来不及逃走的五十来岁北非移民,这位手上身上沾满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。

“你害怕吗?”

“怎麽会不害怕。前几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,半边脸都被打肿了。”

“报警了吗?”

“她也没有纸张(合法居留的意思),怎麽敢去报警 ?”

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,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。“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”,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,还使用暴力的客人。“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,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。否则在下面,叫也没人听得到,被人打死都不知道。”下面,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。

2012年底,从《巴黎人报》,法国新闻广播电台,到免费报纸《20分钟》,法国媒体轰炸般地报道华人妓女将地下室变成接客的场所。对法国人来说,这是难以置信的工作地点。

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,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。她用她的姐妹从客人那里搞到的钥匙,打开储存间与车库之间的大门。粗加工的灰色水泥牆面和几扇门上,用暴露的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。再拐到通道的尽头,那里有两排小储存间。阿英推开一扇门。空间内没有光源,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。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源,灯光打在那张将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,没有床单,污秽不堪。屋里没有窗户,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。“这种地方,最多待上半个小时,”重新钻出地面后,阿英松了一口气说。

七、申请难民身份获合法居留大门已关 前途未卜

两个月前,巴黎警方在九区又一次发动了专门针对华人性工作者的围捕行动,数十人被抓。因为居留证问题,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,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三十次。2010年8月,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。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,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之前,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。但在这些申请难民居留的荷花人中,大约只有1%的人可以如愿以偿地得到长期合法居留证。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,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。也就是说,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去了,除了结婚。

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,那是她曾经的客人。“我那老头,他不愿意结婚。”阿英很冷淡地说,“我这辈子过得不好,现在就是想赚钱。我不是被强迫的,我是自愿的。”

现在,阿英买了电脑,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,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孙子。“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,作为母亲,总是要帮助孩子吧。”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。

对于未来,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。“被抓到,就回去吧,还能怎样。”阿英没有表情,似乎看破红尘。对于这一点,她知道,并不在荷花车帮助范畴之内。

(注:本文内容整理自纽约时报中文网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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